乐鱼体育- 乐鱼体育官方网站- 世界杯指定平台LEYU SPORTS国研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扩消费稳增长稳预期与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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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均收入1万美元左右的国际经验值得重视。由中等收入阶段上升到高收入阶段，在人均收入1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阶段。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二战后上百个经济体进入工业化，但在25年以上保持7%增速的经济体只有13个。大型经济体中只有日本、韩国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更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有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亚洲的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以及近年的俄罗斯。其原因包括创新能力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人力资本发展滞后、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外部冲击等。上述问题或挑战在中国不同程度都出现了。摆脱“低收入贫困陷阱”，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进程不易，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更难。过去十多年，我国较为稳定地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没有出现过大的波动，这在全球范围看是很不容易的，但仍未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

　　日本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曾经历了9%左右的高速增长。70年代初遭遇石油危机，进入中速增长，增速在4%左右；90年代初再减速为低速增长，2%左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如果与日本比较，中国目前处在中速增长的后期，应该还有5-10年的中速增长，增速应在4-5%之间。日本是20年的中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开始下台阶，到目前为止已有将近15年，还有5年的中速增长，但中国是一个大型经济体，我们希望这个增长时间再长一点。

　　在这种转型过程中，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一个是历史需求峰值（这是我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也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上百年的进程中，需求增长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个点或区间。到了这个点或区间，增长速度就开始减速。201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达到的高点就是历史需求峰值。另一个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背后是收入结构。简单地说，是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分布结构，一种是中高收入者比重低、低收入者比重高的结构，另一种是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高，低收入群体比重低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橄榄型”结构。历史需求峰值决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转折点，而需求结构决定了转折点后中速增长的持续时间。

　　有人把中国目前的情况与日本九十年代初相比。除了房地产泡沫破裂类似外，实际上差别相当大。日本90年代初时，已经经历了二十年的中速增长，人均收入超过3万美元，一度高于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位于前列。此外，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完善，城乡差距基本消除。而中国目前尚未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过去曾强调要避免过高的增长速度，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具有较高的增长潜力。现阶段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不能过低。今后五年有潜力保持中速增长，目标为5%，而4%应作为底线，是不能破的。

　　用购买力平价口径，中国与OECD国家在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比较（占GDP的比重），有三组数据：第一，家庭消费占比。中国和OECD国家分别是39.12%和57.27%，中国是OECD国家的68.3%；第二，最终消费占比。中国和OECD国家分别是55.06%和73.73%，中国是OECD国家的74.6%；第三，服务消费占比。中国和OECD国家分别是17.68%和25.03%，中国是OECD国家的70.6%。中国现阶段的消费需求不足，与OECD国家相同阶段的均值相比，偏差达到1/4至1/3，不是平均水平上的偏差，而是一种“结构性偏差”。住房消费统计由成本法转为虚拟租金法，不足以改变上述基本判断。

　　首先，我们把消费区分为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或者说，已经基本解决了以商品消费为主的温饱问题。消费总量扩大体现为结构升级。消费增长更多由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为重点的服务消费所拉动。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也很重要，基本公共服务与发展型消费密切相关。生存型消费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发展型消费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扩大发展型消费仅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多年来我们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做出很大努力，也有很大进展，但总体上来讲水平还是偏低。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滞后，直接拖累发展型消费的增长。城市居民面对“三座大山”压力：教育、医疗、住房。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四亿中高收入群体与九亿中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部分源于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水平的差距。目前统计收入水平，主要关注个人可支配收入，如果把个人实际分享的基本公共服务加进来，收入差距会更大。

　　我国养老支出中第一支柱占GDP的比重和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都是比较低的。目前我国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平均月养老金约6000多元，城镇企业退休人员的平均月养老金约3000多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95%是农村居民）的养老金领取者平均月养老金为220元，相当数量的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人群没有纳入社会保障，机关事业单位和城镇企业职工与农村居民养老金的差距分别是约为30倍和15倍。基础养老金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其缩小差距的职能发挥得还不够。

　　服务消费较多地依赖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城市集聚效应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在传统农村地区，现代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成本过高，很难触达。比如，在分散居住100多户的村庄里搞上下水设施建设的成本很高，但在城市里的成本就比较低。再如教育，过去多年推动农村教育，建设了很多希望小学，现在已经不多了，因为很多农村人口都去城市了。乡村教师一人兼授几门课的情况很常见，他们的奉献精神令人感动，但客观上也很难保证教学质量。现在大部分农村学生都到县城上中学，这实际上就是集聚效应。大家都知道北京看病难，一号难求，但在县级或者乡镇医院，患者并不是很多，就是因为北京的优质医疗资源丰富。另外，像演唱会等文化娱乐消费也都集中在大城市。

　　更进一步地看，制度层面存在着不利于提高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的制约因素，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的三个不平等，包括户籍制度相关的身份和居住迁徙权利、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权利和财产（不动产）权利。就财产（不动产）权利而言，可以举个例子，城市居民在国有土地上建造的房屋可以交易，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房屋在集体组织之外不能交易。大家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流动、可交易、可抵押、可担保的财产与不可流动、不可交易、不可抵押、不可担保的财产市场估值和价格差异很大。这是农民财产性收入低，进而消费水平低的重要原因。

　　从国际经验看，中速增长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体，一般基尼系数比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从而支撑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当这个群体需求潜力大体释放后，容易出现增长的明显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后退的困境。现阶段我国的基本情况是，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三分之一，有4亿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亿多相对低收入群体，占三分之二。基尼系数多年来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认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当前面临的需求不足，与这种需求结构直接有关。

　　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部门财富占社会净财富比重近90%。在改革开放推进过程中，这个比重逐步下降，到2008年以后基本稳定在40%左右。居民部门财富占社会净财富比重在逐步提高，到2010年左右稳定下来。根据《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1978-2022》（张晓晶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5月）的数据，中国全社会净资产是756万亿元，其中政府净资产是291万亿元，大概占38%。OECD国家的政府部门财富占社会净财富比重大体上在5%和-5%之间。

　　GDP可分为消费和储蓄，与低消费相对应的是高储蓄。把高储蓄的起因说清楚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低消费。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储蓄率不仅比中高收入国家平均值高出十多个百分点，也高于其他高储蓄的东亚经济体 。近年来我国国民储蓄中政府部门储蓄占比有所下降，企业部门储蓄波动中小幅回升，居民储蓄略有下降，总体水平依然偏高。最新的全国资金流量表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GDP总量约为120万亿，储蓄率为46%。在55.2万亿的总储蓄中，企业部门储蓄27万亿，其中非金融企业储蓄23万亿；政府部门储蓄0.57万亿；居民部门储蓄27.6万亿。简单地说，在全社会储蓄中，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大体上各占一半。

　　从企业储蓄看，高储蓄的直接原因是企业分红少。我国企业给居民的分红收入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22年我国居民财产收入中只有10.2%来自于企业分红，低于全球55.7%的平均水平 。企业储蓄属于所有者的资产收益，其用于分红还是留存企业作为储蓄，与企业的股权结构和治理机制密切相关。据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2022年政府部门持有154.8万亿股票与投资基金资产，约为居民部门的两倍，其中股权资产方面，政府部门持有143.1万亿，居民部门持有31.5万亿资产，居民部门约为政府部门的五分之一。政府持有资产实际上就是国有资本。国有企业曾经长时期不分红，2007年起推行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使这种状况有所改变，随着国企改革深化和国有资本治理体系改进，上市国有资本分红增加，但仍有大量非上市的国有企业分红较少。国有资本收益较少用于分红，大部分留存企业成为储蓄并用于投资，同时国有股权占有全社会股权的大部分，这样就出现了全社会企业储蓄率偏高的状况。

　　从居民储蓄看，储蓄率也处在较高水平，但进入居民部门内部观察，把居民收入由高到低分组排序，就会发现主要是高收入群体的大量储蓄抬高了居民整体储蓄率。招商银行2024年年报显示，其金葵花客户（日均总资产在50万元及以上的客户）占其零售客户的2.49%，但却贡献了81.90%的资产；相比2023年，金葵花客户新增资产占全部新增资产的87.48%。这表明，少数高净值客户贡献了银行绝大部分的储蓄资产，而且呈现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的态势。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背景下，居民部门中占多数的相对低收入人群对总储蓄贡献甚小，虽然也可通过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但空间有限。而高收入人群消费不足问题并不突出，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的动力和空间也不大。有人认为，近些年我国每年新增十几万亿储蓄，引导居民把这些储蓄转为消费就可以了。这显然是只看总量不看结构而引出的观点，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

　　消费不足不能泛泛而论，要明确重点、痛点。从消费内容看，消费不足主要服务消费不足，重点是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等与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的发展型消费不足。从人群上看，城市居民面临着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但缺口最大的还是农村居民，重点是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进城农民工。从体制机制政策看，实质上还是由来已久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要通过以人为中心、发展权利平等的城市化和城乡融合发展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找到破题之道。

　　中国消费占GDP比重长期以来较国际平均水平低15-20个百分点并非新问题，为什么以往能够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首先讲一个概念——终端需求，就是消费加非生产性投资，后者主要是与民生相关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过去相当长时间内，房地产和基建高速增长，从国际比较看，实际上存在着超前和透支的问题。近年来房地产大幅下跌，基建也在减速，原先被掩盖的消费结构性偏差的问题“水落石出”，成为终端需求中“卡脖子”的短板。这个短板不尽快补上，终端需求的收缩将会导致经济增速滑落。

　　我们可以把问题分为派生性问题和源头性问题。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诸多问题，包括价格低迷、名义增长低于实际增长、债务负担重、城市白领阶层消费降级、产能过剩等，根源都指向终端需求不足。解决消费比重过低问题，把终端需求提到合理水平，就有了经济运行的源头活水，经济全局才能活跃起来，诸多由于终端需求不足引起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可以说是解决当前需求不足问题的第一性原理，通俗地说，是解决需求不足问题的牛鼻子。把刺激政策资金用在这个地方，将会事半功倍。

　　经济增长空间可以理解为高度和宽度。高度是指社会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由技术创新、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推动。宽度是指全部社会成员中不同部分，比如分成十个组别，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形成对已有生产能力的有效需求，由教育、社保、人力资本建设、社会流动性等推动。近期我国在创新领域呈现出令人鼓舞新气象，如DeepSeek、人形机器人等新兴技术，主要是提升增长的高度，并不能代替增长宽度的扩展，还可能引起宽度上的问题，如人工智能减少现有工作岗位，有可能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前一段时间武汉一家公司推出无人驾驶，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发声，认为把他们仅有的生计抢走了。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之所以从事这项职业，是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工作技能有限，很难有其他就业机会。科技创新是硬道理，稳就业也是硬道理，两者碰撞在一起如何解决？实际上就是经济增长的高度和宽度存在矛盾。目前面临的更为紧迫的是增长宽度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增长高度提升也会受到约束。

　　扩大消费、改善民生问题的认识要有新的内涵和角度。对低收入阶层增加收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不仅涉及到社会的道义公平，或同情弱者，更重要和紧迫的是一个经济增长速度问题。对由来已久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或许是有道理的，但我们是否能够容忍或接受由此引起的增速下滑？长期以来，我们对抓投资、上项目敢出手，动辄几百、几千、上万亿甚至十几万亿，但对改善民生比较谨慎，注重节约，账算的很细。能不能像过去重视投资那样重视消费，用抓投资的政策力度和资金投入去抓消费？下一步应将缩小消费比重的结构性偏差，如在不长时间内，把消费占GDP比重提升合理水平，作为稳增长的一项“硬任务”。

　　如何才能有效提振消费？一种思路是着力解决老百姓不想消费、不敢消费、不会消费的问题，如直升机撒钱、补贴消费等，主要通过促销增加消费。这种办法短期内是有效的，比如，这个月发钱了、补贴了，消费指标一般是会变得好看的，但下一月怎么办？不具有可持续性；发钱补贴也会给到亿万富翁手里，这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精准性不够。即使到了低收入阶层手里，多买几个面包也是好事，但对他们真正需要解决的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等问题则无济于事。

　　以扩大中央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事权为突破口，加强社会保障和提升人力资本的能力建设。中央和地方基本公共服务权责适度调整。养老、医疗保障的基础部分（如养老保障的第一支柱），扩大义务教育范围（如扩展到高中教育阶段）等作为中央政府事权。社会保障的其他部分、保障性住房、教育培训等作为地方政府事权。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或租或售向新市民。农民由进城打工者转为在城市家庭团聚、安居乐业。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

　　探索把较大规模的国有金融资本划拨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从理论上说，国有资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全国人民的社保基金。2023年国有资本权益总额102万亿元，国有金融资本权益总额30.6万亿元，两项合计132.6万亿元。可以考虑分步稳妥地把较大规模的国有金融资本划拨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比如划拨10万亿国有金融资本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照全国社保基金7.66%的年均收益率，可以增加近2倍的养老金收入。城乡居民低收入阶层预防性储蓄高，同时边际消费倾向也高，把国有资本划拨低收入人群养老保险，将会把大量预防性储蓄转化为现实的消费能力，直接增加消费需求。

　　如用三年时间将养老金提升至600多元，这一水平并不算高，只是目前农村的低保水平。再进一步，能否在随后两年内将其提升至1000元左右？即便如此，与城市退休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相比，仍存在数倍差距。经测算，农村居民作为中国收入水平最低的群体，其消费倾向较高。例如，若向其提供1万亿元资金，其消费倾向约为0.8，即8000亿元用于直接消费。从宏观经济角度看，还有消费乘数效应，大致为1.5，由此可拉动GDP增长约1.2万亿元。这将为年度经济增长提供近1个百分点的支持，在刺激政策各项资金支出对增速的拉动力度上是靠前的，对稳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双向顺畅流动，解放城乡融合发展中的社会生产力，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以这一改革为牵引，加快都市圈范围内的中小城镇建设。我国城市核心区建设已达到较高水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这一区域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基建和房地产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

　　第一支柱：在需求侧，以发展型消费为重点的服务消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和规模扩大，推动消费对出口的结构性替代和再平衡。房地产恢复到正常状态，也就是不再负增长，有一个正的低速增长。作为基建、房地产等后的新的终端需求增长动能，服务消费的体量不小，要调动起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水平，扩大发展型消费。适应各个层次居民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以基础性消费托底，允许鼓励合理的中高层次消费需求。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准入，解除不合时宜的限制，以负面清单进行准入管制，逐步缩短负面清单。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自贸试验区先行一步，倡导并善于学习相关领域国际先进经验，因时因地主动开放、单边开放。加快城市化进程，合理提高城市密度和聚集效应，大幅提高服务消费的可及性，推动服务消费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第二支柱：在要素侧，以城乡融合、权利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全面提升人力资本。高质量发展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全面提升人力资本是重中之重，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人力资本。在转换政府职能、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基础上，增强中央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权责，加快形成强大的社会保障和人力资本建设支撑体系。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提供公共产品，以往长时间是基础设施等物质资本投资，下一步要转向基本公共服务，转向人力资本投资，也就是“投资于人”。突出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劳动者体力智力水平，增强稳定性、流动性等功能，形成灵活且有韧性的劳动力市场，有效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加快城市化步伐，有利于发展全国统一市场，避免劳动力市场僵化，为低效无效过剩产能退出创造条件。

　　第三支柱：在产业侧，各种所有制投资者、各类企业公平竞争，企业能退能进，推动产业在价值链中高端转型升级、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基本特征是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提升，可比较的指标主要是行业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等。依法长久可信保护各种所有制产权，各类企业平等发展、公平竞争，是稳定预期和信心，进而推动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取消不合理的政策优惠“洼地”，推动全国统一尺度、效率导向的公平竞争。高速增长和泡沫膨胀期形成的低效无效过剩产能退出，是供求关系再平衡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任务。三年疫情期间，救助是首要选项，保企业是为了保就业，客观上延缓了实现高质量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市场结构调整过程。在系统性风险可控的条件下，允许并加快低效无效过剩产能通过破产、关闭、兼并重组等方式退出市场。

　　新时期改革仍然要讲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了，还有这个必要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不同时期要解决不同的问题，要过不同的河流。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对的是农村联产承包制能不能搞、经济特区能不能办之类的问题，而现阶段面临的则是如何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等问题，仍会面对大量未知和不确定因素，坐在办公室是找不到答案的。不能仅用文件落实文件。既要有顶层设计，明确方向、划出底线，更要重视地方、基层、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既要做好规定动作，也要允许和鼓励自选动作，要用改革和创新的办法把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