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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较快,截至2008年底,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已经超过41.4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2.97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8.24万个,基金会1597个,较之1988年增长了近100倍。总体实力逐步增强,我国社会组织2006年底固定资产规模已达到约669.5亿元,总支出约500多亿元,吸纳就业人员500多万人,而且还有数量巨大的志愿者、社会工作者和义工,仅注册志愿者就有2511万人。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社会组织活动范围已拓展到工商服务业、农业及农村发展、科学研究、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生态环境、社会服务、法律、职业及从业者组织等十几个领域,涵盖了国民经济、学科建设、职业等各个门类和各个专业。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萨拉蒙教授等对36个国家的比较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大约吸纳相当于4550万全职就业人口,占经济活动人口的4.4%,相当于公共部门就业人口的27%;经济活动规模相当于一个1.3万亿美元的产业,支出相当于36个国家GDP的5.4%。我国有社会组织从业人员425万人,仅占城镇就业人口的1.5%;支出规模约61.6亿美元,仅占2006年GDP的0.3%。我国社会组织总体经济活动规模、吸纳就业能力和国民经济贡献度不大。
民政部门作为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社会组织政策法规制定、登记管理、年度检查、执法监察、协调业务主管单位、指导下级工作的职责,工作量大,任务繁重,但全国各级登记管理机关人员普遍严重不足。从省级层面看,大多数省份登记管理了近万个组织,但除北京、上海等个别地方外,其他省市登记管理机关普遍只有6至8名专职工作人员。从市县层面看,一般都登记管理数百个组织,但全国70%的市县没有专门机构和专职工作人员。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如浙江省登记了社会组织2.3万个,省级直接管理着1018个,但省级社会组织管理机构只有11名工作人员。同时,管理专项工作经费严重缺乏,执法设备严重不足,出现了重登记、轻管理,对已进入门槛的社会组织无力监管或监管不到位的情况,随着社会组织的逐年发展,这种状况将更加突出。
另外,社会组织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体制,强化了社会组织的准入条件,带来了多头管理、监管职责难以落实的问题。同时,双重管理抬高了准入门槛,大量社会需要的社会组织因找不到“婆婆”而无法进行登记。而这些“婆婆”往往关起了审批的大门,不愿意给自己找麻烦。所以,能够成立登记的多数是业务主管部门直接或间接发起,行政色彩浓厚,许多是业务主管部门的内设机构,被社会上称为“二政府”。这不仅影响了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也削弱了社会组织作为独立法人应有的自主性和活力,助长不规范行为,滋生不正之风。这是当前社会组织发展的最大障碍,所以,广东省的突破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对社会组织发展、建设与管理工作日益重视。十六届三中全会着眼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按照市场化原则规范和发展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自律性组织”;四中全会立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六中全会的《决定》谋划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明确提出要“健全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功能。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的政策,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等领域兴办民办非企业单位。发挥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等社会团体的社会功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发展和规范各类基金会,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自律性和诚信度”。党的“”报告把社会组织的建设与管理放到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全局中作出部署。“”报告明确提出“规范发展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重视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并把社会组织相对活跃的公益性文化事业、慈善事业、社会力量办教育、社会参与医疗卫生事业等方面也摆在重要位置。也明确提出,应该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政府管理体制要从全能政府向 “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转变,将不该管的事交由市场、社会组织等承担。要改变思维方式,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在党和政府的主持和推动下进行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不是彼此替代、互相冲突的关系,而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关系。要扩大发展视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统揽和包办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社会事业的传统做法,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很难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还限制了社会组织在这些领域的功能和作用。必须积极创造条件,降低门槛,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当前,各级政府要逐步将微观层面的事务性服务职能、部分行业管理职能、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职能、农村生产技术服务职能、社会慈善和社会公益等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职能转移并非政府职能的弱化。
政府资助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源泉。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是资助社会组织的重要方式,也是构建新型政社关系,引导社会组织按照政府意愿、社会需求开展活动的重要手段。要划定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重点领域,将人民群众需求大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社区服务等在内的政府行政管理工作中的一些事务性工作,包括政策论证、社会调查、听证、评估等,由“费随人转”向“费随事转”转变,由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
完善法律法规,是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更高层面的支持和培育。只有把社会组织全面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政府的支持政策才有法可依,加强监管才有章可循。目前社会组织只有行政法规层面的管理条例,有必要启动社会组织法的论证工作,规定社会组织的基本权利义务、财产问题、治理结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等。要做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修订、出台工作。同时,推进行业协会条例等单项立法,并健全社会组织税收、社会保险、劳动用工、人事工资等政策,为社会组织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建立统一权威的社会组织监管部门。改革双重管理,降低准入门槛,把社会需要的、无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要加强监管力量,增加各级登记管理部门机构编制和人员经费,配备执法设备,改变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建议将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更名为国家社会组织管理局,解决目前登记管理机关机构设置协调性和权威性差的问题,地方各级机构作相应调整。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多的地方,要设立涉外社会组织专门管理机构,配备专门人员。财政部门要保障管理工作经费的实际需要,并保障每年相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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